改革开放30年，TCL集团也走过了27个年头。27年里，这个在广东成长起来的企业经历了品牌、战略、产权等一系列的改革，是许多中国企业从小到大，逐渐成长、发展和壮大过程的代表，也是中国改革开放历史画卷中的一个缩影。

    作为TCL的缔造者，李东生无疑是中国家电制造业的领军人物。作为国企改制的成功标本，我们从TCL集团惊心动魄的改制中能观察到什么，又能借鉴到什么？带着这些问题，本报记者专访了TCL集团总裁李东生。

    第一个梦想：“车间主任”

    记者：作为赶上中国改革开放年代的一代人，今天你的梦想实现了吗？

    李东生：这个问题比较大。1977年恢复高考后我考上大学，考上大学可以离开农场，可以到企业去工作，对我自己来说绝对是改变命运的一个机会，当时很高兴，很兴奋。

    毕业时没有那么大的梦想，我的第一个梦想是做车间主任，然后当厂长。这个想法在当时也是比较朴实的，我先加入TCL的前身TTK(家庭电器有限公司)公司，才四十多个人，但是抓市场机会抓得比较准，效益不错。1982年左右盈利非常好，有了第一桶金，再慢慢有资本做投资，发展到电话机、录音机，再做电视机，一路扩展开来。

    大学分配本来是分我到机关的，我不太想去。到TTK是我自己找的，当时没有几家电子企业，这家企业的老董事长说好，你过来，我就过来了。因为公司很小，当车间主任的梦想一年半之内就实现了。当总经理时我才28岁。

    记者：如果把TCL置身于改革开放三十年的背景下，TCL的发展和成长分成哪几个阶段？分别有什么特点？

    李东生：我参与筹办第一家比较有规模、有竞争力的企业，是1986年底和香港的“金山”以及飞利浦三家合资的，这也是飞利浦在中国投资运作的第一家工厂。投产的时候飞利浦的总裁专门到惠州，当时坐企业自己的专机来，很轰动。不管是企业规模还是管理水平，当时都是无与伦比的。

    步入上世纪90年代，TCL企业进入第二个发展阶段，TCL的名字在中国真正做起来。

    记者：如果总结经验，你觉得最关键的是什么？

    李东生：第一，品牌方面我们觉醒得比较早。我在广州第一次听到CI，听了之后觉得很有道理，就做了CI手册。记得当时一页纸是2万元，但是后来发现引进CI帮助很大。这是成功很重要的原因。

    第二在产品上的工艺设计能力。生产大屏幕彩电，是找准的一个市场突破口。

    第三是改制。1996年，我担任了TCL集团的总裁，政府领导支持，让我们做一个产业体制改革的方案。我们做调研，参考一些法律、规定、政府文件和早期改制企业的做法，提出以“授权经营，增量奖股”的方式来推进企业的改革。这个方案设计得很成功，有效营造了企业内部的一种激励和约束的机制。此后企业高速成长，竞争力也快速提高，规模和效益都翻了几番。

    同学三人执掌三大彩电企业

    记者：创维的黄宏生、康佳的陈伟荣和你是华南理工大学的同学。你们三个同时在一个时代掌控三个彩电企业，你认为这是巧合吗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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